我院校友张锡祥院士：把对国家的责任心放首位
“这八年的学习时光，使我的一生和人民军队、祖国国防建设和DZDK结下了不解之缘。”12月12日，在纪念我校迁址西安50周年的大会上，一位目光炯炯、精神抖擞的老者深情地这样回顾他在西电的学习经历。他就是我国雷达对抗领域的著名专家、50年前毕业于雷达系（电院编辑注：雷达系是 前身）、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杰出校友张锡祥院士。纪念大会结束后，《西电科大报》记者采访了张锡祥院士，让我们来聆听一下这位老科学家对母校的深情回忆，以及他对青年人的殷切期望……
张锡祥院士 195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雷达系。我国雷达有源干扰领域的带头人。
这是我们国家第一个正式以培养雷达技术人才为目标的雷达专业。我所在的班级叫534班！
记者：从张家口的军委工校到今天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，您的一生和西电情深缘厚，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年入学时的情况。
张锡祥：我是1951年到达张家口军委工校的，直到1959年4月份在西安毕业去了总参，我在这个学校一共学习、生活了8年时间。
1951年抗美援朝，我原本是报名参军，没想到却被分到了军委工校。当年，全国大概有10万学生和我一样报名参军。和我一起的同学都是热血青年，因为家里不同意参军，有些甚至是跳窗户跑出来的。我们怀着一腔热血准备上战场，没想到却被分配到军委工校学习。也因为这样，我和学校结缘，开始了一种人生。这一年，我才18岁！
到了军委工校，我们开始了半年的政治学习，主要是进行政治教育，解决生活观、生死观两个问题。我们的思想觉悟逐渐提高，一些同学甚至主动上交了随身带的金条、手表等贵重物品。大家都下定决心，跟着共产党！
政治学习结束，经过考试，我们被分为报务、预科和工程系三个等级进行正式学习。上过大学的，还被直接抽调出来当了老师。因为之前我上过初中，就被分到了预科班学习。1953年，预科学习完毕，我开始正式就读工程班雷达系。这是我们国家第一个正式以培养雷达技术人才为目标的雷达专业。我所在的班级叫534班，也就是53年入学的4系的意思。
从理论到实践，从实践到实战，这就是张家口军委工校的学习方式，这对于我一生的学习、工作都有很大的影响。
记者：在张家口7年的学习生活中，您印象最深刻的事都有哪些？
张锡祥：首先是教师都非常有名、都很敬业。当时，给我们上专业课的都是非常有名的教师。他们有的是参军后调到军委工校的，有的是大学毕业了直接留校任教的，还有的是从浙江大学、中山大学等名校调过来的。在张家口，周围环境比不上大城市，条件还很艰苦，这些教师却从来没有因为从大城市到了山沟而闹情绪。当时雷达还是新兴学科，除了毕德显院士外，好多老师都没有学过这门课程。因此，在专业课学习过程中，毕德显院士亲自给我们讲雷达原理，丁鹭飞教授给我们上雷达实习，保铮院士给我们讲脉冲基础，蔡希尧教授也给我们上过课。名师授课，终身受益，他们渊博的知识，敬业的精神让学生佩服不已！
其次，当时的军事课印象也很深。给我们上军事课的是国共战争期间被俘虏的国民党军官，他们接受过正规的军事理论训练，而且还有实际战役的指挥经历。因为朝鲜正在打仗，所以我们的军事课，都是从实战出发，从最基础的班进攻开始，连排进攻，一直到师团进攻。课堂上，教师模拟给你配备炮兵、坦克、飞机，教你如何排兵布阵，军事课学习得很有意思。这段军事课学习的经历，对我后来从事电子战研究有很大的帮助。因为打仗不完全是技术问题，它必须和战术结合才行！军事课学习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。一天晚上，我们被紧急拉到张家口的野外，然后被告知根据所学知识自己寻找回学校的路。张家口的野外，没有任何可供使用的工具，分辨不清方向和距离，我们只得通过星星的位置、甚至是树木的长势确定方向，摸黑往学校赶。从理论到实践，从实践到实战，这就是张家口军委工校的学习方式，这对于我一生的学习、工作都有很大的影响。
第三就是张家口期间的学习条件。我们是预科班，按照当时的军委工校学生分类，算是年级最低的。我们居住在西山坡，曾经是日本人的骑兵营，条件很艰苦，学生住的是9个人连在一起的大通铺，教师住的是养马的马圈。学习、生活的房子四处漏风，我们只得自己动手把漏风的地方糊起来。上课时，房子里面虽然也有一个小火炉子，但还是冷得很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，上课记笔记，记着记着墨水就会结冰冻上，只得用嘴巴呵上几口热气，才能够融化了继续记！
从事科学研究，如果连续不间断，效率能够提高好几倍。就像你连续一个星期思考一个问题，一定比断断续续想上两三个月的效果都要好。
记者：从张家口到西安，您在学校学习的最后一段时间是如何度过的？
张锡祥：我们是5年制的本科生，毕业那年，也就是1958年，正赶上了迁校西安。当时，我们的课程已经基本学习完毕，只剩下工厂实习这一个环节了。
到了西安以后，我们参加了半年的工厂实习，我是在西安的786厂，也就是黄河厂实习。当时，我在那里搞了一个小课题，叫做“雷达的惯性跟踪”。这个课题要解决的问题就是：当雷达跟踪目标过程中，如果丢失了目标，天线还应该继续按照原来的速度和方向，再跟踪上20-30秒钟。
为了做好这个课题，我们经常是住在实验室，也不回宿舍，晚上连夜干，太累了就在桌子上趴着睡一觉。大约1个星期左右，课题就有点眉目了，知道该如何入手了。这段经历告诉我：从事科学研究，如果连续不间断，效率能够提高好几倍。就像你连续一个星期思考一个问题，一定比断断续续想上两三个月的效果都要好。停下来去干别的事情，思想不连续，回头还得重新开始！要想搞专业、搞科研，必须养成连续的思路。
记得当时我做实习课题的时候，思想一直处于不间断的状态，除了睡觉之外，连吃饭、走路都在想如何解决这个问题。当然也有人问累不累，我没有正面回答他，而是反问到：你们打麻将整夜整夜地打累不累？我和你们一样，你们对麻将入迷，我对课题入迷。只是入迷的对象不一样，没别的什么区别！总之，我始终觉得，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，除了有责任心外，还必须要有浓厚的兴趣，而且兴趣要到入迷的程度！
只有从对国家、民族的责任心开始去培养兴趣，再从兴趣到入迷，才有可能做出大的成就。成长成才的基本规律就是这样的。
记者：自毕业以后，您经常回母校，您的很多科研课题也与母校有关，您对今天学校有什么样的影响？您对当下学生的教育有什么建议？
张锡祥：这次回来，看了看学校，现在的学习环境、学习条件、师资力量和当时简直是天壤之别，没法比。年轻人到了西电，机会非常难得，能够学到自己想学的东西，要学会珍惜。对于现在的教育，我有一个担忧，当然这不仅是西电存在的问题，也是全国性的问题，那就是现在的本科生真正用来学习，特别是用于专业基础学习的时间太短。
想当年，我们是5年制的，数学、物理、专业基础都学得非常扎实。现在虽然也有4年，但是学习外语花费的时间太多，还得留出一年时间找工作，和以前相比，充其量算是2年制的。
我和高校来往频繁，我发现学生学习外语的时间太多，甚至占用了大学的三分之一左右，这个问题值得商榷。当时我们上大学时，学的是俄语，不过目标很明确，就是能够借助字典看得懂本专业的书籍，所以我们学习外语占用的时间非常少，从而留出了大量时间认真学习专业基础。
当前，我们国家大学生的确比较多，但是还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具有国际水平、顶尖水平的学生却太少！对比一下当年的教育和现在的教育，也就容易找到问题的症结。当时的大学生，要实打实地学5年专业技术基础，因此创新能力强；而现在虽然是四年制，实际上顶多认真学了两年专业知识。这个问题，责任既不在学校，也不在学生，而是国家教育体制的问题！
我个人的观点是，中学、小学可以学习外语，大学外语应该是选修，愿意继续学习的你就学，不愿意学得太深的，有了以前的基础也就可以了，应该把时间尽量花在专业基础或技术基础的学习上。毕竟，我们每年出国的、去外企工作的学生，那是少数，充其量有10%。因此，为什么一定要让90%的人跟着10%的脚步跑呢？
现在不是50年代，每年大学生只有2-3万人；现在每年数百万的大学毕业生，只要有40-50万对英语很精通，也就足够了！外语要好、又能够发表SCI论文、还能够进行技术创新，这些同时在一个人身上实现，是极不合理的。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，不可能什么都会！
大一点说，一个群体，只有有了分工合作，才是真正的高水平团队！要求每一个人都要会，那是低效率的群体。记得在《恰同学少年》中，讲到毛泽东主席的学习方法时，就有一个观点：由四个在各自领域的顶尖专才组成的团队，那是高水平的教学团队；四个什么都会一点的人组成的教学团队，那是一个普通的团队！
因此，现在教育体制对英语的要求是极不合理的；要求每年600万的学生都过四级、过六级，也是极不合理的！实际上，自主创新能力和外语水平的高低并不大，却和专业基础、研究思路的关系很密切。并不是外语好，创新能力就强！因此，我建议高校对外语的建议要放宽些！
记者：您对今天的年轻人有什么期望？他们该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？
张锡祥：作为年轻人，要学会跟着时代的脚步走，要从思想上把对国家的责任心放在首位，然后才去选择我们的兴趣、爱好。只有从对国家、民族的责任心开始去培养兴趣，再从兴趣到入迷，才有可能做出大的成就。成长成才的基本规律就是这样的。（■本报记者 秦 明）
